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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军天津大院(7)“三支两军”像是如影随形,无处不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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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08-26 14:16:35 | 来源 健谭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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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8-26 14:16:35 1
空军天津大院(7)“三支两军”像是如影随形,无处不在

文/范建
 
  1967年10月,经过近一年援越抗美的战火洗礼,空军高炮二师从越南凯旋回到上海防区。此时,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。造反夺权、武斗成风,工厂停产、交通阻塞,党政组织陷于瘫痪,公、检、法形同虚设,全国一片内乱。
 
  此时,全国的武斗进一步升级。而武斗,上海首先打响了第一枪。在互相对立的两派中,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”(简称“工总司”)和“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”(简称“赤卫队”),爆发了全国的第一次动刀动枪的大规模武斗。造成“赤卫队”91人受伤,“工总司”还将240多名“赤卫队”头头关押。上海的武斗成了全国真枪实弹打仗的缩影。
 
  在这危急关头,为控制局势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1月23日做出《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》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三支两军”(支左、支工、支农和军管、军训)。可以说,“三支两军”是在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举措。
 
  在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的五年多时间中,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余万人,分赴全国执行“三支两军”任务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制止武斗,保护老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安全,保护了重要设施免遭破坏,维护全国的政治、交通、邮政、金融、财政、教育、医疗、武器研制等相对正常开展。“三支两军”人员之多、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大、时间之长,为建军史上前所未有,也是共和国历史之最。
 
  空军高炮二师所在地的上海,驻沪陆海空三军先后派出1.9万余名官兵,进驻全市1800个单位。上海警备师派出军管组对上海市监狱实行军管,并进驻上海市一些工厂;东海舰队先后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冶金局、仪表局、水产局等所属100多个单位。驻沪空军的支左在友军中相对较晚,直到1968年6月,才从机关和部队抽调1787名排以上干部对市公检法实行军管。此后,又先后抽调干部、战士848名到上海市警卫处、市革会机关、市革会专案办、国防工办、机电一、二局、民政局、外贸局、化工局、海关、防空办以及文化系统、电影系统、出版系统、报社、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进行支左、军训。
 
  空军高炮二师这支从战场上下来,经过真枪真炮考验的英雄部队,特别受到重视和信任。他们被委以重任。时任空四军炮二师政委的刘忠朴被任命为上海市公检法负责人,执掌上海公检法大权,一些干部、战士也被安排到公检法系统支左。其中特别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看押上海文艺界明星。
 
  据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高炮处大校参谋常绪潼回忆,在援越抗美的一次战斗中,他所在的六团五连超期服役的老兵、三测手吴东林,回国后来不及回家处理家事,就被抽调到上海消防队支左,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在岗位上。
 
  1969年5月,空军高炮二师从上海调防至天津。应上海市革委会要求,全部支左人员没有随部队换防,全部留在了上海参加“三支两军”工作。
 
  显然,在”三支两军”中,军队势力很大,说一不二。当时,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个委员,林彪的人就占了三分之一。在170名九届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央候补委员中,军队又占了94%,各省、市和中央各部、委的第一把手绝大多数都是军队干部。可见,当时的军队对稳定国家和人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 
  空军高炮二师来到天津后,驻军支左的有66军、天津警备区、独立师、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八分部、05部队、海军航保部、空军高炮二师、空军探照灯第三团、271医院、254医院、空军四六四医院等20个单位,由66军军长郑三生任“三支两军”总指挥。参与支左的军队干部共有4035人,其中3172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三结合。全市区、局党委书记60人,军队干部就有44人,占73.3%,市级机关一级组(相当于现在的部委办),11人中军队干部就占10人。占90.9%,被人们戏称为天津的“军天下”。
 
  空军高炮二师在天津市支左与上海不同。上海趋向于武的一面,制止武斗有剑拔弩张的态势,并有生命危险,有一些军人就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而在天津支左已经是武斗过后,已经趋向于文的一面,抓革命促生产。
 
  高炮二师师团级干部,被结合进天津市区局一级的班子成员一共有两位。一个是师政治部主任郭建国,他担任天津市河西区革命委员会主任;一个是原探照灯三团团长后调入炮二师副参谋长任上的田若澜,他任天津市冶金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。其他一些团营连排干部基本上分布在各个机关或工厂、商店、学校等单位。
 
  高炮二师是空军驻天津市的最高机关,被天津人习惯地称为天津空军大院。它座落在河西区较为繁华的尖山路十号。因为郭建国主任的关系,部队与地方的拥军爱民工作搞的风生水起。河西区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宣传队(关牧村即在其中),时常到天津空军大院来慰问演出,有时,他们还与师文艺宣传队同台合演,鱼水深情佳话频传。
 
  田若澜副参谋长八岁时就是抗日儿童团。十三岁时参加革命后,有一次,他夺下日本少佐的大洋刀并刺中鬼子而救下一位八路军连长,他至今保留着这把受到奖励的大洋刀。可田副参谋长居功不傲,和蔼可亲,总是想着他人。他是位爱学习、有思想的老八路。尽管他从支左的岗位回到了部队,为了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水平,学习地方干部的工作经验。他利用在冶金局的影响,想法设法地将局机关开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的名额弄回来,让师机关的同志轮流参加。批林批孔是一回事,学习古代知识又是一回事。
 
  师机关有一批参谋、干事、助理员是天津市各区局系统支左的主力。他们在地方支左牢记军人的行为准则,顾大局、识大体、讲团结、讲政策,大都受到地方的欢迎和好评。地方工作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成才的沃土。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田青川。他在天津市纺织局政工部门支左,有着很好的写作功底和扎实的文化底蕴。他结合形势、刻苦学习、勤奋思考、笔耕不辍,不断写也一些精彩的有思想、有见地、与时代脉搏相吻合的文章而被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采用,一时间在军内外传为佳话。
 
  1972年8月21日,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发出《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》,附《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》(草案),空军高炮二师的部分支左干部,除少数转业留在当地工作外,大部分回到了部队。
 
  曾经显赫一时的“三支两军”工作,缓和了全国的紧张局面,维护了社会、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秩序,保护了一些老干部,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,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作用,然而,军队也深陷政治漩涡,一些人犯了错误,严重地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、作风、组织、纪律及军队的建设和发展,地方的派性,无政府主义也使军队受到传染,伤害了不少干部和民众,损害了军队在民众中的形象,降低了军队的威信。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
 
  参加“三支两军”的人员,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离队到地方的。在短短几年的支左工作中,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都没有得到培养和重用。田青川的才华曾被地方看中,并有意提拔他,可惜阴差阳错而未能如愿。他也和大多数战友一样,重新回到原部队一直未能得到他应有和该有的前程。好在他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德才,转业之后,从艰苦的基层干起,一步一个阶梯,终于干到合肥市政协副主席。无奈天妒英才,他又因病英年早逝。
 
  如今看来,“三支两军”虽然它已经消失47年,可一直以来,一代又一代的人,仍习惯用左中右来对人界定和划分,或自觉不自觉地站队。只要三观中的世界观不一,也成为微信群和人群划分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只不过这种划分将“左”的单一性而扩展到“中”或“右”的多元性。甚至延伸至“两面人”的坐标。至于“支农”、“支工”,如今也演变成新时代的“科技下乡”、“教育下乡”、“医疗下乡”;从过去的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到现在的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”,都残存着过往时代“支农”、“支工”的影子;而在每一次重大应急事件发生时,仍会有“军管”的再起;令人十分熟悉的“军训”,几十年来,一直是大中学校新生必须接受教育首要一环。真真是过去的一句老话“万变不离其宗”。
 
  “三支两军”,像是一个轮回,至今仍时时刻刻有一道如影随形而逃脱不了的阴影。
 
  它,无处不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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